<<返回上一页

住城中村的前外交官太太:她是中国工厂里的“神秘女工”

发布时间:2017-09-05 14:14:57来源:未知点击:

2015年冬,吕途在北京皮村的房间里图/受访者提供   吕途决定去苏州打工那是2013年,她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工作内容是贴标签,需要将手指形状的标签,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除了点名的时候,姓名在这里并不重要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流,除非本来就是同乡或者朋友 吕途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回到宿舍便蒙头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则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室友还是觉得奇怪,因为很少有人会看书,她们一般会看电视剧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以前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前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后来却决定回到中国,长期在北京一个名叫“工友之家”的机构任职,专门从事城市打工群体的研究工友之家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因为打工文化博物馆、文学小组和工人大学等,面向打工群体的组织和活动而为人所知 决定去工厂的时候,吕途已经出版了“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新工人”这个名称并不是吕途的首创,在她的书里成为了对那些在城市打工群体的代称,并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知但她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后来,第二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也很快面世 除了写书,吕途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工友的社区建设中来“工友”是打工群体相互之间的称呼吕途参与到工人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专门为工友提供免费的培训和教育在工友之家,不定期参与组织文化活动的青年教师还有很多,但像吕途这样选择长期全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青年学者,除了她,还没有第二个除了教学和研究,吕途在近两年还有了另外一个角色,在工友之家承包的桃园中“领养”了100株桃树 今年,第三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出版,讲述的是女工的故事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本身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更好地去呈现社会的样貌,并让它具有更强大的分析背景和信息”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最年长的已经66岁,是吕途的一位女性亲属,最年轻的则只有23岁她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吕途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时差” 吕途并不是真名她本来姓林,为了写书,才专门起了这样一个笔名“吕”来自她母亲的姓氏,“途”则意味着总是在路上事实上,她的生活轨迹也的确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不仅奔波于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总是分离与聚首,也穿过不同的阶层和人群,记录差异与命运,并试图消除误解与偏见因为这些复杂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吕途坦言自己好像已经过了“四辈子” 《女工传记》出版之后不久,吕途便又离开北京,回德国陪自己的两个女儿过圣诞节两地之间相差7个时区,吕途还是有些不适应,这几天经常凌晨三四点就醒了自从2008年回到中国以后,自己的生活就被分成了两半每年的一大半时间里,她在工友之家上班,或是去其他城市的工厂做调查调研和访谈全部结束之后,她便回德国待一段时间,转换身份,一边写作,一边陪两个女儿 但相比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差问题又根本算不得什么在没有做出选择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前的那些年,吕途的生活看起来很顺畅,后来过得也非常体面但内心的时钟往往无法与外在的时刻表相协调,吕途总是想找到一个更理想的步调和节奏 她出生于1968年,从小在吉林长春长大,父亲在报社工作,母亲是老师从出生到读大学之间的17年,便是吕途的“第一辈子” 1990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吕途选择留校任教,做了12年的大学老师,一直做到了副教授期间,她在荷兰拿到了妇女与发展专业的硕士和发展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吕途参与过很多国际组织的扶贫项目,担任中方专家,几乎去过国内的所有省份可是,她却觉得这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项目其实很“奇葩” 每一次扶贫项目落实下来,吕途所在的专家队伍住在五星级饭店,需要出席地方领导组织的招待会,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经过了层层“关卡”之后,才终于到了村子里当吕途对当地的农民进行访谈的时候,几乎不知道如何面对对方的双眼她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别扭,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又能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2002年,吕途离开了中国农业大学,作为家属,与身为欧盟外交官员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由于外交官的夫人被禁止在其任职国有任何正式工作,吕途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生活围着丈夫和女儿转她还是觉得别扭,无法习惯自己的新身份 雅加达的生活安稳而舒适,曾经的教室、田野和山村变成了如今的落地窗、后花园和游泳池,一切琐事都有佣人负责,她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属性,有时候甚至会觉得痛苦“当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衰竭,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母亲,我的能量越来越少”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起初,吕途以为只有自己这样去接孩子的时候,看到同样在外面等候的外交官太太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很多人也跟自己一样不快乐虽然名义上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也可以跟她们朝夕相处,可是她觉得那样的自己其实是残缺的她想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跟女儿相处的时间会少一些,但那样的自己才是完整的,她才会在面对女儿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后来,由于丈夫工作任期到期也由于一些家庭情况的变化,吕途终于得以从全职太太的身份重回社会,在比利时最大的银行担任高管出于自己之前专业的关系,也出于对中国女工问题的兴趣,她一直没有放下对这个领域的关注2008年1月,工友之家的负责人之一孙恒邀请她去任职当时,工友之家已经搬到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条件非常艰苦也许等十年以后吧,吕途想,而且那时候孩子们都长大了,她就可以不用有任何顾虑了但仅仅几个月后,吕途还是遵从了内心的想法,成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员工 正如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吕途对皮村的生活条件以及周围同伴的一些习惯并不适应,在工作方法和态度上也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相比于她在工作中的进展和收获,这些问题都成了小事她将自己的“时差”倒了过来,周围的同事也开始慢慢地接受她 为“新工人”立传 第一次跟工友之家结缘是在2003年那一年,吕途博士毕业,担任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的中方负责人,负责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农村女性与土地关系的,涉及婚姻和土地制度;另一个则与打工群体有关这是她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打工群体身上,当时大家对这类群体的通行叫法是“农民工”吕途联系上了工友之家的前身,当时还叫农友之家,位于肖家河,孙恒是其中的一位负责人 孙恒有时会组织面向工友的文艺活动,在建筑工地的简陋舞台上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不觉得吕途和她的外国伙伴所做的研究有什么用处,自己也不出面,而是将吕途介绍给机构里的其他负责人,比如王德志但那时候,王德志对吕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一个搞研究的呗,还带着印度人请我们吃过一次饭”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觉得吕途这样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这样“野路子”出身的“土包子”毕竟是很不一样的 吕途心里有些难过,当天就将孙恒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除了,但是她跟工友之家的缘分并没有因此中断2007年到2008年,吕途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得到了工友之家的支持后来到工友之家正式任职的时候,吕途开始继续对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打工子弟的教育等进行调研,撰写报告,这些工作为后来的“中国新工人”系列打下了基础 第一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出版于2013年经过了大量的访谈之后,写作主题才开始清晰起来吕途访谈了100多位工友,涉及了多个主题,包括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和拆迁问题等等她在书里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庞大打工群体的集体迷失为代价的他们夹在两种现实之间,许多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很多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待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是她对这种尴尬处境的概括在这种艰难状况下,真正的觉醒显得尤为重要 写《迷失与崛起》的时候,吕途还是按照学术研究的写作方式,试图描绘出打工群体的整体生存图景但到了写《文化与命运》的时候,吕途有意地减少了理论的分析,她希望那些普通的工友也可以读懂“本来我以为自己的语言已经够朴素了,但其实里面还是学术化的思路,包括归纳和分析”吕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还是觉得,首先得让工人能够看懂,至少愿意看,这样才有对话的基础 到了写《女工传记》的时候,分析和总结被故事和对话所取代,她将自己的叙述比重降低到最低值,让女工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6年10月,工人大学14期研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吕途(左四)和所有女学员一起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有的采访对象生于20世纪50年代,曾在国企工厂工作,在经济浪潮下,经历了下岗和再就业的种种波折他们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曾是“主人”,但在后来的境遇中不断变成了边缘群体,没有了发声的通道 那些到城市里打工的女性则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况,在社会保障、性别关系等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但年轻的一代呈现出比上一辈人更加自主和自我的特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在婚姻和就业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多压力 寻找家园 皮村的生活条件对于吕途来说并不容易适应城中村的环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每一天,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起风的时候,街道上时常伴有沙尘宿舍里烧土暖气,也不能经常洗澡厕所味道很大 吕途想要在这里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平时住在一起,每个人一个小房间据王德志回忆,别人的屋子都比较随意,但是吕途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有“格调”别人的家具都是二手货,而她屋子里的则是从宜家买的 工作之余,吕途会跟大家一起聚餐几个男同事比吕途年纪小一点,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但喝起来没有限制,没日没夜,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时候喝大了,话不投机,也会互相大打出手吕途对这样的行为会当面劝阻不听劝的时候,吕途便直言对方不把她当自己人,他们的老婆劝阻的话可以听,自己的话却不在意 看起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园似乎难上加难但吕途觉得,如果目标一致,这样的问题便不成困难王德志名义上是吕途的领导,有时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常常会结合具体经验来处理一些问题,但她比较喜欢从理论的角度入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还是能够让大家力往一处使吕途除了在理论上的知识储备,在性别意识上也会给周围的男同事以启发 除了做研究,吕途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参与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份是总辅导员教师是她的老本行,只不过面对的不再是大学生,而是各行各业,其中大部分都是工友工人大学的正式称呼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区租下的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距离北京市区70公里 工人大学的房子非常破旧,屋子里烧了土暖气,但还是非常冷,吕途专门做了很厚的棉被和褥子许多工友会有各种困惑和疑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来到工人大学,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而吕途则会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阐发,并给出建议许多工友需要协调时间,专门来听课后来,手机普及之后,授课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远程和面授共同组成吕途有时在外地做调研,或是回欧洲居住,但课程未曾间断过 工友小海是吕途的学生,本身是工友之家同心互惠商店的一名店员来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后,小海也经常参加活动,才知道那个写书的吕途也在这里工作他之前曾在苏州工业园打工,知道吕途在做自己这个群体的研究,后来也来到了苏州做调研他在QQ上有吕途的联系方式,但并没有见过面去年,小海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每周六都会定时参加吕途组织的微信群课堂“像我这样以前在工厂里打工,比较敏感,处于一个比较分裂的状态,在这里的工作和听课让我的这种焦虑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对吕途来说,在工人大学授课其实也是做调研的一种方式,她近距离地与这些工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本来大家对她都比较客气,按照她的真名叫她林老师,后来,距离近了,很多人开始改变称呼,叫她“林姐” 2016年,吕途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园丁”工友之家在工人大学附近租下了34亩果园,建设成了同心桃园,种下了1600棵桃树,收益被用来支撑工人大学营地的日常运营吕途写完了《女工传记》初稿,有了更多的时间,便定期去园子里干活,“领养”了100棵小桃树 小桃树一开始都是密植的,通过大量的浇水和施肥,来弥补因为空间密集而造成的营养缺失但吕途不同意这样,她觉得即使结了桃子,也不会甜的,便坚持将密植的桃树分散开来她在平谷见过很多果农在种植的过程中大量施肥和打药,结出的果子虽然又大又多,但没有什么甜味,最后又不得不将桃子低价成筐出售 “这些年来,一直在推行所谓‘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大家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桃子是这样的结果,人也常常这样转变的过程很难,但不直面痛苦,